当前，亚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经历着深刻变化。在安全上，美国“重返亚太”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经济上，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也在板块重组。APEC当仁不让的是主导的既定框架，然而，美国主推的、被称之为立足于下一代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一场规则之争充满着激烈而复杂的博弈。

　　近两年随着国际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转移，TPP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并呈现出进程加快、规模继续扩大以及推进力度加大等特点。从2010年开始，TPP谈判已经进行了九轮，再加上日本已经宣布将参与TPP多边谈判，这样参加TPP的国家达到10个，即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越南、文莱、新加坡和日本。作为第一个跨越太平洋东西岸，覆盖亚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多成员自由贸易安排，TPP最初由四个中小经济体组成(又被称为P4)，经济规模和影响力有限。但是，随着美国决定加入TPP，TPP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型FTA(自由贸易协定)，成为一个号称“高质量”的21世纪自由贸易协议，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亚太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美国前十大贸易合作伙伴中，有6个来自亚太地区。更加重要的是，全球经济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地区偏转。特别是近年来，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其人口总数、GDP总量均占世界第一。其中，仅APEC成员国人口数量即达27亿，占全球40％，各成员经济总量占全球一半以上，贸易量占全球总量的40％以上，亚太地区市场正成为全球最富有活力的市场。

　　对此，如此之大的外需市场和贸易利益，美国自然觊觎。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亚太自贸区可能使美国公司的年出口至少损失250亿美元，或者约20万个高薪岗位。为扭转这种状况，美国急于通过TPP，充分发挥其技术和金融优势，打开更多的亚太国家市场，以提升出口总量，助力美国实现由“消费驱动”向“出口驱动”的转变。

　　另一方面，美国“重返亚太”加剧亚太海洋与岛屿争端，亚太安全环境趋紧，试图凸显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和政治存在，而此次俄罗斯APEC峰会上，美国欲抛出两大主张:一是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关系新格局，加强地区多边机构、发展双边伙伴合作、建设同盟关系；二是力促“贸易扩展”与提高“自由、开放和公平贸易”的标准，重点关注四项具体成果:环境产品与服务、当地含量要求、下一代贸易投资问题以及供应链，特别是希望借助TPP构筑新的亚太乃至全球贸易新体制。

　　之所以TPP被称之为是“立足于下一代”的贸易新体制，是因为它有别于一般性的自贸协定，TPP定位于高标准和全面。以往大多数自贸区协议主要限于降低商品关税，促进服务贸易，很少涉及劳工和环境保护。而TPP不仅将规定取消或降低商品的关税，还将涵盖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以及有关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超一般自贸区协议。

　　目前，韩国、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都流露出要加入TPP的意愿，但由于对本国经济前景的种种担忧，多数仅限于意愿阶段。再看美国最大盟友，亚洲最发达经济体日本，从日本的立场来看，尽管日本存在着农业和农产品保护问题的种种障碍，但日本也希望分得亚太市场红利的“一杯羹”。数据显示，一旦日本加入，TPP成员国GDP总量将达到22.3万亿美元，占世界35.5％，成为世界最大自贸区，几乎可以与APEC的规模相匹敌。而与TPP通过法律约束不同的是，APEC由于缺乏制度性约束机制，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上的作用较为有限，存在被边缘化风险。

　　对此，中国必须积极应对，加紧制定应对策略，争取在继续强化其他多边合作机制的同时主动加入TPP。早日参与，就可以成为标准的制定者，赢得战略上的主动。否则，在TPP基本框架搭建完毕之后，我国将可能面对新的“跨太平洋贸易壁垒”，从而付出更大的成本代价。

　　此外，从中国国内经济转型角度考虑，加入TPP需要对现有的出口体系结构、生产标准做出全面调整和升级，直接面对北美和东亚市场，以一种“倒逼机制”将中国的制造业向国际化和高端化推进。同时，加入TPP不但可以扩展海外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缩小创新差距，更能借助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为中国资本全球化配置资源创造良好条件。不可避免地，全球板块的重组与轮动注定让亚洲，乃至世界进入多事之秋，一个超级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的竞争大幕才刚刚拉开，中国必须有更多的智慧。

(来源:人民政协网)